李克强同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
但这个回应明显是个程度判断，即它首先肯定了法体系的最低存在条件是根本法，无论是宪法还是别的部门法，只要有法律能充当根本法即可。
将社会权视为一类基本权利的观点认为，社会权与自由权相对，可以套用自由权的功能范式推导出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各项功能。上述这些冲突的调和涉及重要价值的判断，属于立法者的职权范围。
较之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对立法者将宪法社会权转化为法律社会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消极面向上，立法者制定法律不得与宪法上的社会权相抵触。在不存在法律规定时，个人可否向国家主张原始给付请求权和实现社会权的请求权，涉及实质请求权范围的界定，应当重点关注可推知的判断标准。(42)在讨论给付请求权时，如果已经存在了法律的明示，即立法者已经制定了给付制度，那么就仅涉及分享权的请求权，并不属于原始给付请求权的讨论范围。③根据该观点，社会权与自由权一样具有免于国家侵害的防御权功能④和抵御第三人侵害的保护义务功能。
以劳动权为例，德国学者乔治·布伦纳(Georg Brunner)认为劳动权(Recht auf Arbeit)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多项具体权利：选择职业的自由、拥有工作场所的权利、获得公正薪酬的权利、拥有适宜工作环境的权利、休息的权利、结社自由、罢工自由以及决策参与权等。而依给付义务功能提供给付仅关注给付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否不可或缺，并不考察基本权利内容是否具有社会福利性，原则上所有基本权利主体都可成为给付义务的适用对象。(7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质上强调的就是个案的公正问题。
概括这三种情况，可以从中具体导出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基本要求或子原则。便宜主义对法定主义之局限的回应，首先是在刑事追诉领域展开的，即所谓的起诉便宜主义。法律拘束行政权的积极性要求任何处罚行为皆须有法律授权的基础，这在学理上被称为积极的行政合法性。(40)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对于轻微违反秩序的行为有权适当斟酌裁量，在警告以及附加警告罚款之间便宜行事。
(61)但是，要判断公权力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应当综合考察探究多种因素，根据立法者、行政者的宣称的目的、法律的具体条款、立法背景资料、行政决定文书以及实际行为的内容等，准确推断出真实目的。这一条款成为警察权发动的依据，而且赋予警察机关广泛自由裁量权，以决定如何行使其权限。
(37) 行政便宜主义从德国早期警察法规范中推导而来，后来在自由法治国受到打压，被严格形式法治主义限缩，再到社会法治国再度扩张，逐渐发展为权力性行政乃至一般行政法的解释原理。(26)事实上，十字架山案判决不仅成为德国从警察国迈向自由法治国的分水岭，也发展出依法行政、法律保留以及司法必要性审查等一系列手段来限制警察权力的便宜形成空间。但是，刑事犯与行政犯在理论上并非基于事物本质而区别开来，纯粹只是立法者通过价值判断对不法行为内容所做的层级划分，因此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别也转向量的差异说理论。普遍正义也称为制度正义，它可能采纳的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正义观，也可能不是所有人的正义观，但它是一种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制度正义在法治国家通常都是以法律规范来表达的。
(85)不论是在质还是量的比较上，对刑事犯罪行为都可以根据便宜原则不予追溯，对行政违法行为当然也可以经由便宜原则不予处罚。但是该原则也并不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而是容许透过客观的衡量，合理地加以区别，依照事务的本质来判断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容许对于特定情事秩序加以区别。(27)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第四章警察国家之后，在第五章法治国开篇即指出警察国是旧的法律形态和现在的法律形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是新的国家制度的孕育者。(87) (二)便宜原则与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滥觞于19世纪德国警察国家时期，曾被奥托·迈耶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该原则是介于国家权力和人民自由之间的一种目的与手段的考量。
此外，为了实现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双重控制，奥托·迈耶以司法裁判为蓝本首创行政行为的理论体系，被称为一种为法治国的建构而提出的‘目的性创设'。一般来讲，平等原则包括三种情形，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以及类似情况比例对待。
其要旨在于，处罚虽然是一种制裁和惩罚，但其最根本的目的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此类违法行为。然而，只要这种特权符合社会福利并且符合于政府所受的委托和它的目的而被运用时，便是真正的特权，绝对不会受到质难。
(60)因此，所有法律都应该受到目的的支配，目的必须正当。(一)行政处罚规范中的便宜规则 德国有关行政处罚的便宜主义规范主要规定在《德国违反秩序法》第二章一般程序规定第47条(前文已述)。(97)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36)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符合立法目的及平等原则，应为公法所允许。(98)我国《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然而，这些变通做法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现代行政之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着必然联系。当然，我国台湾地区在法律规范上，有诸多体现便宜主义的法律规定，比如，税捐稽征法第48条规定，依本法或税法规定应处罚锾之行为，其情节轻微，或漏税在一定金额以下者，得减轻或免予处罚。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受行政惯例的拘束，但是行政惯例也无法控制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此时恰恰需要便宜原则予以应对，进而生成新的惯例。前者从个案正义出发，旨在通过制裁促使当事人避免再犯的可能性。
这一概括条款后为1931年制颁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第十四条所继受：为防御公众及个人遭受危害，且该危害已威胁公共安全或秩序时，警察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应依其义务性裁量，采取必要措施。(62)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其目的追求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行政处罚的目的应该包括两个：第一，惩戒当事人，迫使行为人尽快消除违法状态。
基于便宜主义，警察机关虽然一如往昔受法的拘束，如自然法原则、帝国宪法、法律或公益，但只要以秩序维护、国家的富强或国民福祉等为理由来行使‘警察统治权(Polizeigewalt)，便可随时发动、变更或终止其行政权力，因而在行政便宜主义理念主导下，行政法在当时被视为行政机关自由创造的空间。现代社会，行政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重面向。(89)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57页。(55)由于缺乏实定法的直接根据，行政机关担心被归入行政不作为或行政违法之顾虑令其进退维谷。
另一方面，立法所赋予的行政之权变空间是行政权力的核心领域，具有行政保留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制约立法的规范密度，也可以限制司法的审查密度。(68)[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⑦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47条第1款规定，追究机关通过与其义务相符的裁量对违反秩序行为进行追究。(85)这种比较类推不仅是符合公法精神的，而且是刑事犯与行政犯本质同一性理论回归的必然逻辑。
换言之，便宜主义并非是对违法事实的认定问题便宜行事，而主要是对处罚措施的合理化选择。(73)通过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对于行政裁量权自由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肯定(法即行政)—绝对否定(无法行政)—相对肯定(管制行政)几个阶段。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处罚法定 便宜原则 实质法治 。(47)另一方面，微罪不罚确实可以成为行政处罚便宜主义的证成理由，但如果将二者等同，便宜主义将会与决定裁量之类的概念内涵产生混同而走向式微。(2)行政惯例本身必须合法。便宜原则与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这些原则构筑的原则体系，将共同推动行政处罚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走向统一。
他进一步从行政法的角度总结：法治国就是经过理性规范的行政法国家。(12)参见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3页。
二、法治国的发展与便宜主义的演进 行政法的发生与发展与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的演进有密切关系。(31)赵宏：《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29页。
戴雪在1885年出版的鸿篇巨制《英宪精义》中对法治(rule of law)做出的经典定义，与德国的自由法治国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32)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